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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物种诞生（第4页）

在北京飞往大阪的飞机上，他们怀揣着一份给夏普总部写的商务报告，这是刘德和夏普中国销售总监陈基伟在一个星巴克里讨论了很久才写成的，里面写有小米对夏普屏幕计划采购的数量。陈基伟特别建议，第一次采购不要过于激进。此前有太多的厂商拿出巨大的屏幕采购量，结果都被拒绝了。因此，他们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数字——30万片。

2011年3月24日下午3点整，在夏普总部大楼里，三井商社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前台等待来自中国北京的几位客人。除了雷军、林斌和刘德以外，日本金山公司负责人沈海寅全程陪同了这次访问。由于大地震刚刚过去13天，很多国际商务业务被迫中止，整座大楼显得有点冷冷清清。

在日本夏普总部VIP第一会议室里，小米公司的三位创始人雷军、林斌、刘德，经过几个月的波折，终于见到了夏普公司的大桥康博部长。后来他们知道，他们是那天夏普大楼里唯一的一拨访客。洽谈的气氛非常友好，几位创始人按照事先的安排，把小米手机的商业模式讲述了一遍，并恳请夏普成为小米的屏幕供应商。

小米的几位创始人研究过，夏普的一块屏幕拥有FWVGA（854×480）的分辨率，这是当时的智能手机还不具有的优势。但是一旦采用这块屏幕，夏普需要修改底部的FPC（柔性电路板）电路，这意味着夏普要进行额外的成本投入。

原定一个小时的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大桥康博显示出特有的严谨认真，他叫来夏普的工程师，现场研究起修改电路的可行性，会议室里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他们一直轻声地用日语交流着，一会儿点点头，一会儿拿着屏幕指指画画。

两个小时之后，大桥康博给出了一个正式结论：“可做！”

雷军也拿出了自己最终的屏幕订购方案——30万片。小米高管们已经达成共识，如果小米手机一年可以完成出货30万部，这将意味着战斗的初步胜利。

在晚宴上，大桥康博说出了愿意和小米合作的几个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三井商社的背书。夏普和三井商社是长期的合作伙伴，双方的信任度一直很高，因此夏普愿意和三井介绍的品牌接触。另外一个原因是小米的创始人们在大地震之后不久冒险按期来访，让他们有些出乎意料，而所有交易的达成都必须依靠面谈。

最后，大桥康博说：“这次合作成功，也体现了我们关西人的特点，那就是热爱冒险。”

一直到今天，夏普公司的工作效率还让刘德记忆犹新。刚刚从大阪飞回北京的那天，林斌和刘德还没有吃午饭，他们决定在公司楼下吃碗面条再上去工作。突然刘德的电话响了，楼上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夏普的工程师到了。”他们匆忙吃了两口，放下筷子跑上楼去。这家企业一旦决定支持你，他们进入角色的速度是飞快的。

可以说，与夏普的成功合作给小米接下来的供应链合作带来了福音，夏普给小米带来了背书效应。从这个时候开始，小米的整个供应链体系慢慢地开始跑通了。刘德经常会夸张地带着小米的存款证明去谈合作。言下之意是直白地告诉对方：我们和那些小公司不一样，我们账上有钱。

刘德对那段满世界谈判的日子印象深刻。当时刘德和一个叫余安兵的同事一起出差，下了飞机他们会租一辆破旧的桑塔纳开着四处跑。很多供应商的工厂都非常偏远，他们借助GPS（全球定位系统）来导航。但是当时是2011年年初，很多地方的公路建设并不完善，和GPS的信号也不匹配。很多时候路还有，信号却没了，他们就只能凭感觉开。刘德在美国生活了7年，养成了开快车的习惯，他经常把余安兵吓得大叫：“太危险了！！”

有的时候，他们会住城中村，住那种他们之前从没有住过的旅店，一推门就是床，剩下的地方只能放一张极窄的桌子。

有的时候，林斌和刘德也会去供应商比较集中的台湾地区出差，一天之内把台北、新竹、台南跑一圈。有一次出差途中林斌累到眼底出血，不得不提前飞回北京，刘德只能自己一个人把剩下的行程跑完。在捷运的站台上，天色昏暗，刘德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晕头转向地发现自己买错了票。那一刻，他有些恍惚，自己是谁？在干什么？为什么此时此刻会站在这里？

在北京的小米办公室里，供应商们开始来拜访了。因为手机涉及几百个不同的元器件和供应商，因此林斌和刘德每天的日程表都是满满的。这是一段无比疯狂的日子，他们开始了和供应商长达5个月的谈判车轮大战。有时候几家供应商一起出现在办公楼里，他们不得不在一个会议上中断10分钟，然后到另一个供应商的会议上接着谈10分钟，这样不停轮换。晚上办公室锁门后，他们就把谈判现场转到楼下的星巴克，接着沟通合同细节。

在林斌和刘德与供应商紧锣密鼓谈判的同时，硬件团队也终于等来了高通的许可协议，小米的这群从摩托罗拉迁移过来的顶级工程师，终于可以在他们的广阔天地里大干一场了。他们也期待更多来自高通的工程师来协助他们，共同把艰难的研发工作做好。

订购芯片并不是把采购来的芯片放到硬件里调试运行那么简单，尤其是对于旗舰芯片来说，一家企业要把高通的知识产权完全消化掉，然后由双方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把系统做稳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如果有一千家企业做智能手机，真正能把知识产权吃下来的寥寥无几，对于高通来说，要选对一家合作伙伴，一半靠观察，一半靠运气。有的时候，选择合作伙伴就是一场赌博。

在和高通签订授权协议之后，高通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王翔来到了卷石天地。作为一个和手机行业息息相关的芯片企业的高管，他必须了解趋势。王翔拜访客户时有两个重要的使命，一是介绍自己的技术，二是了解客户对于趋势的判断，从而决定如何调拨自己的资源。

初次与王翔见面，雷军就讲了三个小时。他主要讲了为什么要成立小米公司，以及小米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他讲到了MIUI社区，讲到了智能手机，甚至讲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有这一切，都让王翔感觉新奇。雷军还讲到了自己怎么做卓越网，怎么投资凡客，怎么帮助金山转型，这些电子商务的经验将验证小米未来商业模式的可行性。

雷军也讲到了想扭转外国人对中国商品都是廉价、劣质商品的印象，这是小米选择最高端芯片的主要原因。他谈到了日本企业的崛起、德国工厂的强盛，这些国家的制造业都经历过价格便宜、质量不好的阶段。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通过几个品牌，彻底改变了全世界对日本制造的印象，这需要企业家精神和强大的执行力。雷军所讲的这一切引起了王翔的共鸣。

当时高通在中国的主要合伙伙伴是华为、中兴、宇龙酷派、联想这些大品牌，除此之外，就是龙旗这样的设计公司。王翔最大的苦恼是如何调配工程师资源，这考验着管理层的眼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和高通合作的企业成百上千，项目数量繁多，但是所有项目最终的成功率只有10%，这意味着90%的合作项目是失败的。

但是王翔决定给小米调配更多的工程师资源，小米订购的高通骁龙MSM8260旗舰芯片，是高通历史上功能最强劲的一款处理器，王翔认为这样的产品值得给有梦想的人去做。通常来说，第一个旗舰芯片用户叫作阿尔法用户，做高通的阿尔法用户往往意味着价格更贵、工程资源投入更多。王翔知道，大多数厂商出于商业的考虑，不愿意做旗舰芯片的首发。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在智能手机刚刚发轫的2010年年底，中国企业还没有能力和勇气切入旗舰手机。当时用旗舰处理器的都是三星、诺基亚这样的公司。

小米订购的30万片旗舰芯片，一片价格在50美元左右，而其他多数中国企业购买的芯片，价格在20美元到30多美元不等。

王翔决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帮助这家中国公司，进行这次大胆的实验。

卷石天地里的气氛更加热烈了。MIUI团队依旧保持着强劲的竞合氛围，和用户的沟通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硬件和工程团队开始进行堆叠和结构的讨论，和所有的手机公司一样，这个团队和ID（工业设计）团队对于外观和功能有着非常激烈的争论。供应链团队还在与供应商进行车轮谈判，连喝杯水的时间都显得非常奢侈。

这一天，有一位员工晚上11点才从卷石天地下班。过了马路，他回过头，顺手对着自己的办公地点照了一张照片。卷石天地其他楼层的办公室灯光大多已经熄灭，只有12层还灯火通明。他不禁感慨地在微博上写了一句自己的感想：这里燃烧着小米人的青春。

刘德经常会回想起那段每天都有波澜壮阔的东西在心中涌动的非常态的日子。公司还没有搬离银谷大厦时，他住在逸成东苑，每天下了班他就步行回家。他一路向北，穿过五道口、清华大学，一直走回逸成东苑。“路上看见谁都像亲人，整个世界都特别美好，是爱心大满贯、大爆棚的感觉，当你的心里有一个特别想全身心倾注的事业时，你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公司搬到卷石天地之后，刘德必须开车上下班，但是他通常会先把他招来的两个海归设计师李宁宁、陈露送回家才放心。两个女孩刚从上海搬过来，在公司附近合租了一间房子，面对每天如此紧张的工作节奏，刘德常常担心地想：“这么忙，万一她们嫁不出去怎么办？”

很多人在问，为什么小米的管理是如此的扁平？雷军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扁平化是基于小米相信优秀的人本身就有很强的自驱力和自我管理的能力。我们的员工都有想做最好的东西的冲动，公司有这样的产品信仰，管理就变得简单了。”

据说，小米的创始人们早期确实买过一个考勤打卡机，但是这个打卡机到今天也没有使用过。

米1的摇滚式发布

为了调拨更多高通工程师到小米公司协助研发，王翔需要取得高通总部的认可。然而，高通总部对中国公司的认知，还停留在既有的印象当中。10年前，中国手机企业展示出来的工程能力和技术把控能力都和今天相差甚远，中国手机品牌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也非常少。王翔需要让总部的人理解，为什么要把工程师资源调拨给市场份额尚未可知的小米。

王翔几次邀请高通全球CEO（首席执行官）保罗·雅各布（PaulJacobs）与雷军见面，并且亲自担任翻译。对于小米的模式，他已经烂熟于心，对互联网模式、和用户做朋友、极致性价比这些概念也能脱口而出。另外，王翔特意邀请时任高通运营半导体的QCT（质量控制技术）部总裁（现任CEO）史蒂文·麦克考夫（StevenMollenkopf）来到小米公司，让他看到雷军手上展示的MIUI操作系统是什么样子的，也让他亲自感受那个系统在手心当中滑动的感觉。王翔知道，只有亲临现场，才能让直接决策者了解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可以看出，史蒂文虽然刚开始满腹狐疑，心中有个大大的问号，但是最终，他的眼睛中逐渐露出理解了这家公司的温和目光。

在这样的努力之下，高通给小米配备了尽可能多的优质工程师资源。MIUI团队那种热辣的工作氛围很快传导到了硬件和工程团队。憋了两个月的硬件团队此时如同开闸泄水一样酣畅淋漓。负责手机系统软件的刘安昱还清晰地记得大家拿到高通授权合同时，整个团队那种如获至宝的样子。大家一个词一个词地研究着那些英文条款，仿佛要把它们吃到肚子里。

整个房间里充满了青春的荷尔蒙的味道。创始人、MIUI团队、行政、财务、硬件团队，包括当时刚成立的米聊团队，都坐在一个大平层里。所有的人相隔都不太远，有了问题大家就站起来喊一声，立刻有人走过来协助解决。公司的氛围非常融洽，办公室里满是创业前线的战场感，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

做硬件设计的朱丹是周光平博士从摩托罗拉团队带出来的工程师，直到今天，他仍怀念当时的那个黄金团队，虽然人数不太多，但是每个人都能力强大，至少有7~8年的工作经验，整个团队呈倒金字塔形结构，即顶级工程师在上面，占最大的比例，所以整个团队的设计能力是顶尖的。“这是一支精锐部队，正好遭遇摩托罗拉走下坡路，小米把这支队伍给捞过来了，这可能是小米的运气之一。”朱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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