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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一十七章二极管之宴（第2页）

“……六七年，香港劳资纠纷引起大规模罢工游行，港英当局采取暴力镇压，大陆民兵小组出动增援，一时间局势风雨飘摇。担心局势不稳以及香港回归的不确定性，就此引发香港向外的第一次移民潮，不计其数市民变卖财产离开香港。这就是间有波折。但大局向好呢？动荡的局势以及大陆政府的明智决策，迫使港英政府打击腐败、整顿警队、重视民生建设、强化华人参政，直接促进了华资在香港奇迹般的崛起。这一点，我相信在场所有人都是受益者，华兴、鸿臣作为香港华资的代表，无一没有这一时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崛起。如果说熊老先生与朱鸿召董事、朱璐董事，六七年时看到时局紧张，也惶然离开香港，能有今天的华兴与鸿臣吗？而那个年代只看到波折，却无视向好大局、惶然离开香港的那些人，此时栖身何为？我不是说那一批迁出香港的人，一个个都境遇惨淡，但整体是什么情况，与留在香港的相比，又是什么一个状况，香港年轻一代没有记忆，但鸿召董事、朱璐董事，苏董、熊董，都应该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八二年中英首脑在北京会晤，会谈结束，撒切尔夫人走出会场，摔下台阶那一刻，香港也是风声鹤唳，社会再次陷入恐慌与迷茫，引发新一轮的移民浪潮。无数富豪及专业人士变卖房屋，携带大笔资金前往欧美。这一次移民潮，直接导致香港楼市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数年低迷。这也是间有波折，但是大局向好呢？香港自八十年代以来，直接受益于大陆的改革开放，迎来难得的产业升级机遇，成为国际资本进入大陆的桥头堡。而八十年代中前期只看到间有波折、无视向好大局，从香港移民出去的那一些人，无疑又错过了香港资本市场爆炸式增涨的黄金年代，错过了亚洲四小龙的腾飞荣光。我想在座的玮益总是有深刻记忆的！”

“……而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港英当局以及香港社会某些人的居心叵测，有意散布、制造悲观、焦虑氛围，再一次在八九、九二年引发新的移民浪潮，一时间移民在香港仿佛成了潮流，好像是理所当然之事，理智被恐慌、迷茫淹没。这是第三次间有波折，但大局向好呢？大局向好就在我们脚下，同样规格的一艘游艇，九零年日租金用不到两万港元，但我今天为了招待好大家，却要为今晚掏上十万港元。九零年至今，香港楼市增涨四五倍，促进了香港商业的繁荣，我想那些在八九年到九二年那些只看到波折而无视向好大局，变卖房屋离开香港的那些人是看不到这点的，也不知道有没有媒体机构去调查一下他们此时的心情…………”

“……即便到现在，亦或在未来，我依旧要说，香港与大陆大的发展格局，一定会向柳主任说的那样，大局向好，但也一定会出现我所判断跟观察的那种情况，会间有波折。最重要的，还是在座各位的选择，是不是要当一个二极管，只看到间有波折的那一部分，而看不到大局向好，更看不到曾经发生过的三次移民潮前后香港前后的巨大变化，看不到鸿臣、华兴在三次大潮中，坚定选择相信大局向好，是何等正确的选择？”

萧良的话是非常尖锐的，而且是直指在座众人心里的犹豫跟迷茫，也直指香港华资内部的分歧。

甚至就连苏利文、熊玉琼以及朱鸿召、朱璐这些人物，内心依旧存在极大的犹豫与不确定，甚至才在鸿臣、华兴在投资方向出现分歧，他们顾忌重重，不愿或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

这怎么能行？

更不要说朱玮益、熊志韬之流了。

而柳轶群这样的高级官员，在这种场合也只能说一些不痛不痒的空话套话，又如何去震动人心？

柳轶群之流只不过是滚滚洪潮的坐享其利者，而非推动者，更非创造者。

熊志远之前多次到东洲，与萧良接触，多是谈行业、谈企业，苏利文、熊玉琼到东洲那次，主要是谈具体的能源电化学方向的技术发展与展望。

虽然国内政局稳定，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是萧良判断产业经济发展趋势的核心，但萧良很少直接谈到时局。

即便萧良明知道华兴集团内部对投资大陆，存在方向性、战略性的巨大失误，也仅仅是从内地经济发展的角度，鼓动熊志远多在华兴内部做些工作。

这次来香港，宿云生物的股权置换计划存在太大阻力，萧良发现他之前说的远远不够，发现苏利文、熊玉琼以及朱鸿召、朱璐这些人，对未来方向性判断上，也远没有他所想象的坚决跟清醒认知。

这导致他的计划，他们是认可的，却没有太积极的意愿站出来支持，更不要说与之捆绑了。

他逗留香港的时间不会太长，有些话就必须说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