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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2 韦宝要亲自动手了（第4页）

元代的盐政更加苛刻和严密，“国家财赋，盐利为盛”，“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莫如盐”。

明代军费一直居高不下，“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半属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荚”。

明朝政府借鉴宋朝的盐钞，以“盐引”控制食盐专卖。商人每给边关运送200石粮食，官方就给一张引票，凭此引票，商人就可以在两淮或河东换盐去卖，其中的差价就是商人的利润。

自刘晏创立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以来，沿用855年，至明万历时代才被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商专卖制所取代。

此后绵延300余年官督商销权力寻租的红顶商人时代亦自此开启。

清朝实行官督商办，就是国家只出售限量的许可证，而不直接买卖食盐。

在完全的垄断体制下，乾隆时代食盐的购价与销价相差3-4倍，年利润率则高达194.1%。

有清一代，盐商垄断盐引的情况远比明代严重得多。

依靠对食盐的特许经营权，盐商完全有别于普通商人，与朝廷和官府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一方面，扬州盐商以专利而暴富，另一方面，上至皇帝，下至盐务和地方官吏，皆以盐商为利薮，竞相分肥，导致食盐成本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昂贵。

晚清改良运动一度图谋变革盐务官制，遭遇到官商既得利益者的坚决抵制，直至清朝覆亡。史称“专商积弊与清代相终始”。

谁当权，谁就会首先将手伸向漕运和盐铁！尤其是盐。

所以朱由校才这么谨慎，并不立刻回答韦宝的问题。

但是韦宝现在就急于向漕运伸手，要打破这种垄断，从而开展海运，海贸。

清朝是盐商和朝廷的铁器专办官员垄断，明朝是漕运总督实际控制盐铁。

钢铁工业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工业，近代世界各国的工业发展史表明，有了钢铁就能够有机器，有整个工业以及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明代，冶铁炼钢的生产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规模之大，产量之多，技术之高，超过我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并位居世界各国的前列。

在这个过程中，民间私营铁冶不断发展壮大，而国营不断减少。

从《明实录》来看，明初政策是国家库存铁量少，急需用铁则在指定的铁矿区开炉冶铁，库存铁量多足够使用则停罢官营铁冶，听任百姓在这些矿区自行采炼，国家按照十五分之一的比例征收铁课。

指定矿区之外的地方，有时也会有官员建议开办国营铁冶，但被朱元璋严厉斥责，甚至把提建议的官员流放海外。

洪武十五年五月，广平府一官吏王允道说磁州临水镇产铁，元时这里一年可以收铁百万斤，建议朱元璋照旧办理。

结果朱元璋回答：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王允道好心提建议增加国家收入，结果反被“杖之流海外”。

类似磁州临水镇这类地区，民间为谋利也必然采铁冶炼，明政府似乎不但未开办铁冶所，亦不收铁课。

洪武二十五年曾经有一次大规模国家开炉冶炼，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明实录》记载：“各处续开炉冶，今已三年，而内库见贮铁凡三千七百四十三万余斤。上以库内储铁已多诏罢各处铁冶，令民得自采炼。而岁输课程每三十分取其二。”

开炉三年贮铁3743万余斤，应是原先各地规定的上交铁配额数量再加上开炉冶炼再减去消费后的结果。又过了两年半不到，官员报告库存铁不够用，申请重新开炉，朱元璋命令暂开炉一年：“工部臣言：各处铁冶久已住罢，今内库所贮铁有限，而营造所费甚多，恐岁用不敷。上令暂开炉冶一年，仍复住罢。”

由上述可见，明初官营产铁完全视政府需要而定，需要时在指定的铁冶所开炉冶炼，不需要时就停罢。民间产铁数量的规模则一直很大。

停止官冶后，冶铁工匠大多不会改行，只不过从为国家服务变成为个人谋利，产铁数量应不会下降，在利益驱动之下甚至会增长。

由于民间产铁数量不在明政府统计范围内，1847万斤更近于某个时间段内分配给各地的定额数字总和，在此之外的铁课则徒具形式，所以很难得到一个真正准确的估算。

明代宣德以后，官方账面上的铁课数字有很大增长，这主要是因官营铁冶效率低下逐渐废弛，而原先以官营代偿方式征收的铁课可能更多以普通铁课的形式出现。

所以这种铁课数字的增长不仅是产量增长，而且也是统计方式改变的结果。

宣德之后的铁产量增长过于惊人，从一些地方的铁课数字和明初铁产量定额数字的对比可说明一些问题：天顺五年山西阳城县民营铁课数量五六十万斤，折算成铁产量在800万斤左右；而洪武时期给山西的定额也就是1146917斤，光是一个阳城县的民营铁产量就已是洪武时期山西全省定额的七倍以上；嘉靖十年，广东省按照税银换算的民营铁产量为2764万斤，是明初全国定额总和1847万斤的1.5倍左右，仅广东一省就超过全国五成。

明初的广东配额为1896641斤，占据全国比例约十分之一，假设嘉靖时期民营铁产量占据全国比例类似，则此时全国民营铁产量当为2亿6923万明斤，换算一下，约为16万吨的产量。这和18世纪初欧洲钢铁总产量14万吨到18万吨在同一水平线上。

不过，不管以何种方式计算，“明代钢铁产量达到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最高水平”，“明代中后期的钢铁产量不仅创出了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而且占据全世界第一位”。

明代民营冶铁的规模和技术不仅比前代有巨大进步，也是当时世界最领先水平。

广东佛山镇在成化、弘治年间就发展成为冶铁铸造中心，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城市，各种冶铸工人在二三万人以上，而官营最大的遵化铁厂人数最多时不过2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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