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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七章经济学家（第3页）

关于这座城市我们以后慢慢交流，陆先生能不能先从宏观层面上说说，比如地方政府如何在经济工作发挥自己的作用。”

陆承轩微仰起头，沉吟一下，说：“在中国，卖得最好的经济书，是诺奖得主萨谬尔逊的《经济学》，起码卖了好几百万册。

这位美国人开门见山地说：市场经济的本质是选择。”

“谁选择？当然是个人。

对于长期生活在计划体制下的个人来说，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意义首先在于，个人在经济上拥有自由权利。”

“在公民拥有经济权利的同时，也应对自己的福利状况负有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理论上说，政府的责任是把市场做到充分竞争的水平，并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和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而不再负有把每个人直接送到共产主义福利水平的责任。

对于政府来说，这部分责任是放弃或主动转移出去了，相对于计划体制下的全能政府，这是迈向有限责任政府的关键一步。”

陈哲光微微皱眉，认真思索，但是凌明山的目光亮了。

这正是他最近研究的方向，政府的有限责任和无限政府。

“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在主张改革的国内学者中形成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以孙治方、马洪和蒋一苇为代表，认为经济体制的中心问题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主张改革要从对企业‘松绑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另一种以薛暮桥、刘明夫为首，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前者得到部分经济官员和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支持，从一九七八年首先在西川，然后在全国进入实际动作，叫做‘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

后者在薛暮桥代国务院体改办为党中央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时候，把它写了进去，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得到了党中央领导人的赞赏。”

“陆先生赞同哪一方的观战呢？”

陈哲光问。

“我和宁以致合作也在做这方面的调研，我们的态度是不轻易做结论，不轻易树观战。”

陆承轩同样以太极推手回应，“我们的慎重是有原因，也觉得有必要的。”

“与其匆忙展望未来，指点江山，不如回过头去，深入地研究我们这些年走过的路。”

叶山河心里好笑：原来叔叔看似风清云淡，超凡脱俗，其实还是虚荣啊。

不然提什么宁以致？

宁以致跟陆承轩是上海社科院的同事，被称为一号首长的“文胆”

，他跟陆承轩相比，研究方向更侧重政治，以研究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学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因此被高层看中，直接被点名进入中央编译局，任副局长，并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任要职，这是专为领导人提供政治建议的高级智囊机构。

叶山河向杨陌推荐陆承轩的时候，故意提到了宁以致，就是想借这位文胆的名字引起陈哲光的重视，现在陆承轩提到了宁以致，倒是为叶山河做了呼应，证明叶山河所言不虚。

“我们过去的经济改革的失误是：主要是在不改变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反复进行‘放权让利’。

从一九五八年的‘体制下放’直到一九八零年的‘财政分灶吃饭’，改革都是以行政性分权为主要方向，就是把中央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下放给省、市、县等各级地方政府去行使。

这种在保持命令经济柜架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分权的改革部署，只不过使企业从原来中央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变成地方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经济机制。”

“虽然这种分权使地方有了某种独立的经济利益，促使它们支持当地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但是，这种分权的命令经济并不是一种能够有效运行的经济体制。

从计划经济的观点看，集中统一是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的本质性要求；在命令柜架下层层分权，结果只能是政出多门，弄得不好，就成了‘诸侯经济’，而从市场经济的观点看，行政性分权会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割据倾向，其副作用也是很大的。”

“我能提个问题吗？”

叶山河突然开口插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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