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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纠正左倾错误（第2页）

二、对艺术创作的要求，要细致，不要粗暴，也不要求全。他认为有人有洁癖，不搞好不拿出来，实际这样反搞不好，还是要得到大家的帮助。

三、领导要与群众相结合。不能说领导都对，而往往是群众的智慧超过领导。领导的本事是善于集中。想自己一鸣惊人是不行的。

他还说：

两条腿走路要有主导的方面，就是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从领导和群众关系来讲，领导是主导方面。对艺术创作要求细致又不要求全，细致是主导方面。导演也是如此，要有自己的风格，又要坚持下去，吸收、集中群众的意见，就会更加丰富起来。

周恩来在谈到国庆献礼影片的时候，反复强调：

既要鼓足千劲，又要心情舒畅，不能搞得过分紧张。过分紧张，就会疲劳，疲劳之后就会泄劲，要一张一弛。

他明确指出：

艺术不能和工农业一样的要求多快好省，要量力而行，不能勉强。是粗制滥造好，还是精细一些好？……宁愿好的影片不惜工本，明知不好的可以不拍，宁可上了马下马。

周恩来还特别指出：

创作方面，要有独特的风格，也要兼容并包，但独特的风格是主导的方面。越剧近年来退步了，大概是别人批评它单调了，就把自己的风格抛弃了。话剧、电影都要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陈鲤庭、沈浮、君里都应有自己的风格。石凌鹤把江西弋阳腔演唱的《昭君出塞》搞得非常成功。有人说原来高腔戏这样好，我就感到其中有话剧的色彩。到后台才看到是石凌鹤搞的这个戏。他从重庆排《棠校之花》到现在排《昭君出塞》都很成功。既是兼容并包又保持了独特的风格。周恩来因此指出：“从剧种到每部影片都应有不同的风格”。让我们在工作与创作中一定要想到对立的统一，想想主导方面和对立的方面。

最后，周恩来提出：

国庆献礼片一定不要贪多，要注意质量和艺术性。他指出，拍摄影片的主导方面是思想性，但也要讲究艺术性。写出来的影片是10年的总结，要符合时代的精神。前两年的影片有些粗糙，说话太多，艺术性不够。影片还是要注意色彩和动作。

这些话充分证明，即使是总理的讲话，而且是针对当时文艺工作中一些片面性、“左”的思想要予以纠正的正确意见，也仍然受到“左”的思想抵制，无法得到贯彻执行。为曹禺创造创作环境

1962年2月17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开座谈会，这个会是曹禺终生难以忘怀的。

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多次讲到了曹禺。他说：

戏剧创作上，这几年树立了许多新的偶像，新的迷信，框框很多。比如，写一个党委书记，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要他代表所有的党委书记。这样就千篇一律，概念化了。这样就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典型，别的典型不能出现，反面人物也只能有一个典型。这样当批评家就很容易了，党委领导文艺也太容易了，只要订出几十条就行了。京戏是程式化的，还有不少“型”，黑头中张飞就不同于李逵，武生中武松就不同于十三郎。今天舞台上的这些人物和过去又有不同，因为是经过革新的形象。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周恩来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学创作中存在“新迷信”的问题，并且认为这是繁荣创作的最大障碍之所在。

曹禺同志是个有勇气的作家，是个有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入了党应该对他有好处，要求严格一些，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把一个具体作家作为例子讲一下有好处。所以举曹禺同志为例，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也不怪我。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成见是不好的，意见要从实际出发，否则是谬见，是主观主义。但要有主见，现在主见少了。《明朗的天》好像还活泼些。有人说它不深刻，但这是解放后不久写的，写在1953年。这个戏把帝国主义办医学院的反面东西揭露出来了，我看过几次，每次都受感动。《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造成的。

周恩来表面上批评了曹禺，实际上是以他为例，更深刻、更尖锐地剖析了危害极大的“新的迷信”。同时，周恩来又极有人情味地嘱咐说：“曹禺同志，今天我讲了你，你身体也不好，不要紧张。”

周恩来还说：

曹禺同志的《雷雨》写于“九一八”以后，那个时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时代。写的是“五四”前后的历史背景，已经没有辫子了。写的是封建买办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个作品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有人问，为什么鲁大海不领导工人革命？《日出》中为什么工人只在后面打夯，为什么不把小东西救出去？让他说去吧，这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作家只有那样的认识水平。这是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的。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在重庆对曹禺说，我欣赏你的，就是因为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

时代精神要广义地来理解，问题在于作品站得住与站不住。曹禺同志的三部曲，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侧面，表现了作家当时的思想。两部站得住，但《原野》就比较差些。我是热爱他作品的一个，推荐他作品的一个。

周恩来最后通过分析“时代精神”，再一次肯定了曹禺的“三部曲”，充分地表现出对作家的关心、爱护和尊重。

曹禺事后这样回忆道――

总理对我的批评，我听了心中热乎乎的，我毫无紧张之感，觉得如释重负。我的确变得胆小了，谨慎了。不是我没有主见，是判断不清楚。那时，我倒没有挨过整，可是讲的那些头头是道的大道理，好像都对似的。现在，懂得那是“左”倾思潮，但当时却看不清楚。在创作中也感到苦恼，周围好像有种见不到的墙，说不定又碰到什么。总理是说到我，但他是希望作家把沉重的包袱放下来，从“新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起码我个人是受到鼓舞和激励的。

一个月后，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说：

现在“白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大概不是我们提的。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

曹禺在广州会议上进一步受到鼓舞和激励。他说：

解放后，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努力工作的。虽说组织上入了党，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实际上也是背着的。这实在叫人抬不起头来，透不过气来。这个帽子压得人怎么能畅所欲言地为社会主义而创作呢？那时，也是心有顾虑啊！不只是我，许多同志都是这样，生怕弄不好，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广州会议一下子把人们思想解放了，把帽子脱掉了，建国以后十三年，那种隐隐约约、时隐时现的怪影，终于在心头消失了，怎么能不让人由衷地感谢党呢？怎么能不令人愉快呢？

同时，曹禺还说出了在心中埋藏了许久的命题：

我以为，必须真知道了，才可以写；必须深有所感，才可以写。要真知道，要深有所感，却必须花很大的劳动。我写过一点东西，常写不好。写不好，可以列举很多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因为自己不真知道，不深有所感。

应当说，曹禺这些掏心窝子的话，正是在周恩来的推动之下，才敢于拿到桌面上来，才敢于针砭时弊的。

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茶馆》，创意于1956年末，1958年由北京人艺首次公演。不久便在批判声中结束了第一轮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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